同于其他地方的官员，这几地的县令，为世袭制，且承诺这几家“世有其地、世管其民、世统其兵、世袭其职、世治其所、世入其流、世受其封”。

　　与那些考校定品的地方官不同，那些官员多是科举正统出身，异地为官且不会在一地留任太久，人们为了区分开，称那些官员为“流官”，称邵家这类的官员为“土官”。

　　所谓土官制，即世代沿袭：父死子继，无子则兄死弟及，哪怕是绝嗣，也要从旁支过继一个子侄承继。土官之中，又以平阳邵家、宁远邵家、福清柳家、方渠纪家为首，看似优待的土官制，其实却是断绝了土官升迁的可能，为了利益，也因流官一向不愿与土官“同流合污”，被流官排斥的土官之间难免相互来往互通有无，关系通过联姻等行为，几代下来，越发紧密，当然，与流官也越发的疏远敌对。

　　邵永安看得十分透彻，百年过去，土官的势力早已经大不如前，而如今土官之间的联系，也越发为朝廷忌惮。一直没有放到明面上来，只不过是不好直接推翻太|祖当年定下的规制罢了，故而这些年土官越发的小心翼翼，生怕行差踏错，让流官得到可趁之机，大肆攻讦。

　　胡氏之事，只是试探罢了。

　　土官的数量，比起流官的数量来，还是太少太少，然而数量少，并不是流官不满土官的原因，土官的存在，意味着那些寒窗苦读科举出仕的学子，在外放为官历练时，可选择的余地少了，这是对所谓“科举取士”的不公平——更别说土官治理之地，每年上交国库的税收，只是当年的三分而已——哪怕土官永远只是七品，也无法平息流官对土官的不满。

　　改土归流的呼声一直存在，但其实也不过是在低阶官员之中流传，真正的上位者需要考量的问题往往更全面，土官是前朝留下的遗患，虽说改土归流是定局，却也不可能一朝一夕便能成事，否则两朝百余年早已经成事又何须等到现在？

　　尤其是邵、柳、纪家，历经三朝，在当地经营多年，时至今日，在交南的名望依旧高过交州历任知州，不可轻动，毕竟当初本朝初立，这四家本有机会带着整个交南自立抑或者是投奔南越，到时候就算太|祖能征善战可再将交南收回版图之中，劳民伤财也必不可免；何况交南汉夷杂居，土官世代镇守，虽然没什么大的建树但能保持太平也算是功劳，若朝廷恣意而为，也算是寒了这些降臣的心。

　　就算这些土官而今已是无力造反，但他们依旧蓄养着私兵，若是狗急跳墙也会祸及百姓，而且夷人而今虽然安分不闹事，其实更多的还是惧于土官多年来的威慑，真换了外来的官员，一是不懂民情，二是难以服众，只怕会更乱。

　　前世的时候，若不是邵家自己先内乱，再等上数十年，改土归流也未必能成事。

　　一言以蔽之——改土归流是必然的结果，然而时候还未到罢了。

　　当然，上位者有所顾虑，不会做得太明显，那些低阶的官员——同州郡的官员私下里还是会有些手脚。

　　交州以南的学子难以出头，除了真的文风不盛之外，又何尝没有其他的原因。

　　那些历任的官员倒是更愿意直接与那些土官作对，然而土官中以平阳邵家为首，早知道别人在一旁等着自己的错处，又怎能无所防备，本朝立国百年，除了宁远邵家绝嗣过继的时候弄出一些声响之外，大多数的时候土官都是安分守己低调行事，这些年风调雨顺，没什么天灾人祸，要寻其错处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　　胡氏的事，只不过给他们一个借口罢了。他们未必觉得凭着胡氏就能扳倒邵家，但是给邵家添些堵恶心恶心邵家也是无妨的。

　　谁让平阳邵家是土官之首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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