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先生最后那句话——“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”——让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好。
这句话对吗?
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幕,我与陈总曾经的对话。
有一次,陈总跟我感叹,他跟街头炒粉的是一回事。
我问:“为什么呢?”
他说:“炒粉的清早就要起来,很晚才能收摊。我也如此啊,每天清早就来,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。哪个决策失误,少则几十万,多至几百几千万打了水漂。
炒粉的最多是这一天少赚点,不会去讨米。干我们之一行,决策失误,有些人最后真的当了乞丐。”
是啊,克鲁兹家族可以一掷千金,但不可否认,他们的钱也很辛苦——辛苦不仅是指体力,还指脑力。
我必须改变对罗生那种人的同情。罗生是因为懒,如果他愿意辛苦,就不会住茅房。
克鲁克要求有一个明显的预期,他的说法并没有错。
我从床上爬下来,写了三个标准。
然后,改了又改,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语全划掉。再拨通郑先生的电话,了解克鲁兹以前的身体情况。
思考良久,才写下了三条具体标准:
初愈:可以下床活动。
巩固:可以生活自理。
恢复:可以回大学任教授,出国,达到中毒之前的身体状态。
我把这几条写完,觉得真的有些累了。
上床睡觉!
……
下午三点,郑先生来到房间。和我交流了一会儿,然后提醒我,记得带上护照和身份证。
我们走出宾馆,坐上来接我们的小车。
到了克鲁克家,我仍然像上午一样,扎针,拔火罐,给克鲁兹服中药。服完中药,我没再给克鲁兹按睡眠穴。
而是向克鲁克表达了如下意思:
派人记录克鲁兹的睡眠变化情况。我好对比药物起到的功效。克鲁克对站在一旁的菲尔叮嘱了一遍。
回到大厅,我把治疗的三个步骤,达到的目的,需要的金额跟郑先生说了。他向克鲁克作了翻译。
克鲁克说了一句话,郑先生翻译过来就是:“二十分钟后回答我。”
克鲁克家族成员起身,一齐走向另外一间房子。
郑先生对我说:“我也跟他们提了要求,如果同意方案,他们必须另外找一个翻译。因为我不可能长期呆在这儿。”
我点了点头,理解郑先生的决定。他作为一个商人,同时作为一个会长,社会活动家,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
郑先生继续道:“当然,我也提出来,新请的翻译最好是华人。如果是近十年过来的大陆人则更好,那样,你们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,能更好地沟通。”
我说:“你想到非常周到。”
我们聊完了,一起在等待着他们商量的结果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我们两人都有些紧张。
我的紧张是,他们觉得我要价过份,要与我讨价还价。我还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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