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庆由他们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，此后每月他们都各自给国庆寄来两元钱。那个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，成了国庆财富的来源。他每个月都有几次向我们得意洋洋地宣告：

　　“我要去邮局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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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庆最初得到十六元生活费时，也使我经历了童年时最为奢侈的生活，还有刘小青和别的几个同学。我们紧紧跟随着国庆，他的嘴时时向往着那些糖果和橄榄。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孩子，他给予了我们和他一样的享受。他像个阔少一样挥霍自己不多的钱财，我们每天清晨向学校走去时，都在心里期待着他的挥霍。于是到这个月最后的十来天，我的同学就一贫如洗了，他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施舍充饥。我们却无法像他施舍我们时那么大模大样，我们在家中开始了行窃。偷一把煮熟的米饭，偷一块鱼、一块肉、几根蔬菜，都用脏乎乎的纸包起来送给国庆。国庆把它们摊开放在腿上，他津津有味地吃着，把咀嚼的声音搞得那么响，让仍站在一旁早已吃饱的我们垂涎三尺。这样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，我们的老师，那个打毛衣的张青海，收走了国庆的生活费代为保管，每月只给他五角钱零用。即便这样，国庆依然是我们中间最为富有的。

　　国庆被父亲抛弃以后，逐渐习惯了自己安排自己。他在心里从没有真正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没有仿效父亲的行为，也将父亲抛弃。相反父亲依然像过去那样控制着他，我们的老师可能是常常忘了国庆的现状，他仍然用向父亲告发这样的方式，来让做了错事的国庆胆战心惊。我的同学那时竟然不去想自己早已是自由自在，而是毫无意义地忐忑不安着。对他来说，父亲似乎依然时刻注视着自己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他以孩子的天真为父亲的突然出现而激动不安。其实他父亲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街上的偶尔撞见，那个男人六亲不认的神态，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朝一日来到国庆的床前。

　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站在街旁，用小石子打路灯。这个主意完全是国庆想出来的，我们劲头十足，都期望着自己砸碎路灯。当一个成年人走过来制止我们时，我和刘小青吓得撒腿就跑，令我们吃惊的是国庆寸步未动，他站在那里响亮地说：

　　“这又不是你家的灯。”

　　可是那时候国庆的父亲突然出现了，国庆立刻丧失了刚才的勇敢，而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叫了一声：

　　“爹。”

　　随后向父亲申辩自己没有砸路灯，他那时像个十足的叛徒指着我和刘小青说：

　　“是他们在打路灯。”

　　国庆的父亲却是恼怒地说：

　　“谁是你的爹？”

　　这个男人放弃了对儿子处罚的权利，对国庆来说，这样的打击远甚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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